2018年是高考改革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全国多个省份确定了没有了本科三批，甚至上海、山东、浙江和海南这四个省市将一本和二本都合并了。

打死也不选的，首先是物理。

物理遇冷始料未及

选考科目的等级赋分制比的是排名，而不是分数。同样的规则赋分，考生在不同学科排名相同，成绩则相同。

物理本身难度较大，大家普遍认为选考物理的都是学霸。等级赋分制规则下，相较在物理组与学霸们赛跑而言，在其他“赛道”上与普通学生赛跑显然更容易能拿到高分。因此，选考物理的人越来越少。

中国新闻周刊曾就此采访了首批试点的浙江高中。以杭州一所普通高中为例，高考改革前，全校有2/3的学生必修物理；高考改革后，选考物理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到了2017年新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下降到了33%，新高二更少，仅60人，占年级总人数的10%。

这种趋势在县级中学继续放大。

嘉兴市嘉善县某高中，2017年高三生中，在第一次选考成绩公布后，选考物理的人由130人减少为70人；高二生报考物理的就只剩下了5人。“我们学校物理成绩最好的学生，在全省只能排到8000到1万名，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从学生到学校，当然都希望回避物理考试的竞争风险。”该校副校长说。

更可叹的是，由于该校选考物理只有5人，只需一名物理老师上课，其他物理老师只得转岗。

于是，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出现了，当特定选考科目考试人数低于保障基数时，以保障基数为准，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大于保障基数时，则以实际参考人数为准。

最先建立保障机制的就是物理，浙江这一保障基数为6.5万。

简单来说，即：

（1）如果有7万人（大于6.5万）选考物理，那么会有700个（7万的百分之一）满分。

（2）如果有6.5万人（等于6.5万）选物理，那么会产生650个（6.5万的百分之一）100分。

（3）而如果只有1千人（极端情况，小于6.5万人）选物理，那么还是会有650人（以6.5万人为基数计算，自高往低赋分）拿一百分。

它的潜台词就是：选考物理，在赋分上不再吃亏。

下岗的是物理老师，

忙死的是地理、政治老师

但这仅仅解决了物理遇冷难题。

选考科目的设置本意是给学生们更多选择权，选择的标准是“自己喜欢”。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目标从来都是考出更高的分数、考上最好的大学。在这样的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学校大概也不允许学生选。

先来看学生：

上海市政协委员施华曾走访浦东各中学，发现大多数学生确是按学科的难易程度来选课。文科相对简单，选择的同学多一些（选政治的偏少）；理科中生物较简单，因此选生物的同学多。而较难的物理、化学选择的人数偏少，重点中学的学生相对多一些。很多中学教师戏称，十年后，中国无物理化学大师。

浙江嘉兴市的统计数据显示，学生选考地理的比例最高，达56.65%，第二高为政治，50.51%，因为这两科都比较容易考。报考物理的比例仅为倒数第二，37.22%。从高考总成绩来看，报考物理比例最低的一所学校，由于采取了“文多理少”的选考策略，98%以上的毕业生都被第一批次录取。

这样的经验势必会影响后续高中生的选择，容易考的科目选考比例越来越大，不容易考的科目选考比例则越来越少。

再看学校：

目前来看，或出于客观资源限制（教师资源）、或出于主观战略目标（学校高考成绩更好看）考虑，学校的普遍做法是，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某个科目，或者最容易获得高赋分的科目，将全部资源投入，集中强化训练，以获得高分。

集中力量办“大事”，长此以往，中学很有可能逐步演化为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专科学校。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认为，如此田忌赛马式的选考策略，实际上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

“6选3”模式派生了多达20种选课组合，对于师资力量雄厚的高中，还能在教师资源和硬件上满足学生选课需求，但这样的高中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的普通高中来说，教师、场地都是问题。

田志友直言：走班制不适合基层中学和中学生。

教师不够用

为保障35种选课模式（浙江为“7选3”，多了一门技术课），重点高中杭州二中为高中每年级平均配备了约60名教师。但在多数普通中学，学校哪有那么多教师？有的乡镇和农村高中，一个年级也就200多名学生，能用多少教师？

另一个问题是教师结构的不平衡。地理、历史选的多，就需要补足大量的教师；物理、化学选的少，有的教师无课可上。同时，每一届学生选课不同，可能会出现有些科目的选课人数突然大增、另一些则突然大减，学校显然也无法动态应对这些变化。

教室不够用

选课走班带来的另一个难题是教室不足。很多学校就算把办公室、图书馆等所有能用的空间都算上也无法满足需求。杭州二中原校长叶翠微介绍，实行新高考之后，学校的场地设施需要整体增加20%-30%。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测算，不论各高中每年实际选考某科目的学生规模大小，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数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个科目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保证教学安排。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情况下，学校普遍的对应之策是，根据学校的师资、场地推出5-6个组合，再由学生进行选择。还有学校采取折中的办法，先按选课人数最多的两个科目设置班级，剩下一个科目实行走班制。

选课制变为了“套餐制”，选课改革价值大打折扣。

“分数决定一切”在我国根深蒂固，学生、学校的一贯思维就是考高分，至于兴趣爱好、职业规划等统统都要等到考上大学以后再说。而且学生也习惯了被学校规划、被学校管理，因此，学生普遍不知道也不关注自己的个性、兴趣培养以及人生规划。现在放开了，她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甚至有学生希望学校能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在学校方面，新高考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如选课、综合素质评价、平行志愿或专业组志愿的填报，以及招生比重越来越大的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等，都需要学校推进生涯规划教育，并在师资、课程、实践等方面予以保证，而这些，很多学校，尤其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高中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考试时间安排、综合素质评价等也频频遭受质疑。

新高考改革后，各科考试不再集中，本意是分散学生压力，实际上，却使学生在“刷题——考试——刷题——考试”的道路上疲于奔命。这在浙江尤为明显。

浙江的选考允许参加两次，相当于3门选考科目考两次、英语考两次、语文数学统最后一考，另外还有全部高中课程（13门）的学业水平测试。算一算，浙江考生高中三年要参加23次大考！

每门选考科目有2次考试机会，“一考定终身”是不再了，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为追求高分，学生普遍会选择考2次，这就导致学生不是在考试，就是在考试的路上，频繁冲刺。

在选考机会只有一次的上海，很多学校则会选择在某一学期集中攻克某一学科的选课，其余时间便是主攻语数外。上海闵行区某重点中学就曾发布行政命令，全体学生高二阶段必须选择生物、地理等级考试，到了高三只选一门课，更多时间则留给语数外。

听说还有学校走向极端，把高中三年分成三块：高一转学历史地理生物技术，高二专学物理化学英语，高三专学语文数学。原因很简单，一些暂时不考的科目，老师上了也没人听，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有学生抱怨，原来的一次冲刺变成了反复冲刺。为了赶进度，寒暑假提前上课，星期天加班加点，节假日完全取消，就像一列喘着粗气的老火车，日夜狂奔！还有铺天盖地的模拟考、周考、综合考、联考，考得天昏地暗、考的日月无光、考得学生快要吐血！

新高考改革后普遍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其中“一参考”就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成为高考录取的重要参考，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成绩、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内容。学校根据学生三年在校表现记录成案。

网友对综合素质评价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由家庭能力差异、学校能力差异导致的学生表现差异。民间有句话说：拼爹是拼钱、拼娘拼精力。试问，有多少孩子够的上拼爹？又有多少妈妈能够全身心投入孩子的教育陪护之中？

市场上的兴趣班、特长班动辄以万元起步，表现为多才多艺、爱好广泛的素质教育不仅需有强大的财力支撑，还要有妈妈的全心陪护。但偏远地区，甚至普通地区，先不说家庭能不能负担得起，就连合格、品质好的培训班怕是都难找。

学校差异更不必说，好的学校不仅师资、硬件配备好，还有种类丰富的选修课、兴趣班（有重点高中选修课多达300多门，组建近百个校园社团），各种级别的竞赛比赛机会也会比普通学校的学生多（当然学费也要贵得多）。

这让普通家庭、普通学校的学生拿什么去跟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争？难道靠天赋？

从这方面来说，这样的做法不仅未能提高公平性，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学生之间的差距。

另一个原因是，综合素质评价由学校记录，自主权全掌握在高中学校手中。综合素质评价本就没有硬性标准，评价高低弹性之大让不少人产生“黑幕”疑虑。如何保证学校评价的客观公正、是否有配套的严密的监管措施更是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