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的板子该不该打到学校身上？

可以说，何老师以即使再过些年就退休也毅然辞职的决绝的勇气，以对教育问题犀利的洞察，说出了很多老师的想说却不敢说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教育中的形式主义。

泛滥的形式主义让老师苦不堪言

比如，要参加各种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大小会。不仅要参会，会后往往还得上交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这占用了老师很多时间精力，自然在教育教学上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

很多时候，领导都会强调要“讲政治”“讲大局”，言下之意是这些事情没有说“不”的可能，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顺从。

但作为教师，依照党和政府的要求，教好书、培育好学生，不就是对党和国家最大的贡献，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和“大局”吗？

比如，占用节假日的“继续教育”。现在有的地方又将教师的“继续教育”经历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硬性指标，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孩子需要陪、老人需要照顾、家务需要做，老师休息的时间很少，但一要求“继续教育”，还不得不交钱去“继续教育”。

这样的“继续教育”除了增加老师的负担，为有的人和机构谋取私利之外，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板子该不该打到学校身上？

类似这样的形式主义还有很多，但要将“板子”打到学校身上，学校领导一定说，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呀！骂我们，我们也很冤呀！

很多人指责民办学校抢走了好老师好学生，但有没有看到这些学校有更为科学的管理，而那些没必要的检查、要求和任务很少。

老师能安安静静教书，学生能安安静静学习，这样不出好成绩也难。

学校内部形式主义也很多

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形式主义来源于学校内部。李镇西老师大力批判的“痕迹管理”就是学校内部的形式主义的体现。

有个朋友给我讲，他所在学校以前教案和听课记录要工工整整写在专用纸上，学校以前是一个月检查一次，后来不放心，改成一个星期检查一次。月检改为周检，甚至相关领导还说：“最好天天检查、课课检查，可惜人手不够。”

一位著名学校校长说：

教案和听课记录一定要写出来吗？我认识的一些名师就从不写教案，但教育教学水平相当高。

教育本身是很个性化的事。在课程大纲、考试大纲和教育规律的要求下，教师也要充分发挥个性、针对学生个性开展教育活动。

在这一活动中，备课至关重要，但备课不一定要写出教案来，写出来的教案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备课。有的课需要写教案，有的课不需要写教案；有的老师喜欢写教案，有的老师不喜欢写教案。

写不写教案是因时因课因人而异的，一刀切的检查，会干扰实际的教学。

老师对学生作业的检查和批阅是为了检验学生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情况，同时也能发现问题，及时地改善教学。

而他们对教案的检查仅仅是为了确认老师按照要求写了符合规范的教案，并不能形成一个反馈和改进的循环。

反倒是，老师为了应对检查，不得不拿起教参或打开网页，一抄完事，用抄取代了对教材和学生的研究，拿着这样的教案去上课，教学效果能好吗？

形式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这些形式主义的根源其实是官僚主义，是不懂教育的那些官员或部门的胡要求、乱指挥、瞎折腾。

学校属于基层单位，很多部门都能来管、来要求。上级部门的“鸡毛”，到了学校就成了“令箭”了；一根小小的“麦秆”，到了下面就成了挥舞的大棒了。

各种要求、检查、任务造成的大量琐碎繁重的工作，挤得老师没有自己的时间，压得老师喘不过气来，与这不对应的是教师微薄的工资待遇。

用身心俱疲来形容广大基层公立学校的老师，一点也不过分。不仅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也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只苦了疲于奔命的教师，只可怜这种教育形势之下的学生。

有从容淡定大气的老师，才会有好的教育。民国时期出了那么多的大家，除了优质的高等教育之外，也与他们接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的很多中小学成了教育史上的传奇，如金陵中学、南开中学、春晖中学等；有许多大家都是从中小学的教室里走出去的，如钱穆、朱自清、叶圣陶、陶行知、朱光潜、丰子恺、夏丏尊等。把这些人放到现在的中小学中，他们还能成为大家吗？

春晖中学课表

春晖中学旧址

把形式主义的板子打到学校身上，有些偏。但确提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深思的大问题，值得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好好思考。

教育是良心活，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要说是泛滥的形式主义了。

可以说，有形式主义，就没有教育。

不要去打扰教育，不要去视察学校，不要去干扰教学，不要去为难教师，就是对教育做的最好的贡献了。

如果再能对教师多一些尊重，高一些待遇，那就是对教师最大的鼓舞了。

最后，我要为何老师点个赞。多一些何老师这样有清醒的思考和敢于说“不”的老师，教育的空间才会宽敞那么一些，教育的时间才会多那么一些，教育的环境才会安静那么一些，教育才会更好那么一些。

因为有好老师，才会有好教育。